在一些网络平台上，搜索“彩礼”二字，会弹出多个相关话题，其中多起因高额彩礼而引发的民事纠纷甚至刑事案件更是引人注目，大家对于此类现象的讨论也非常激烈。

西安交通大学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靳小怡：在先秦时代它是象征意义上的一些礼品，比如说像鹿皮、大雁，但是到了两汉以后，随着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提升，这个时候就更多地出现了把彩礼从过去的一些礼仪上的标志性的一些礼品变成货币，所以彩礼在两汉以后越来越兴盛了。

《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对此有着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中，可以根据一方给付财物的目的，综合考虑双方当地习俗、给付的时间和方式、财物价值、给付人及接收人等事实，认定彩礼范围。

专家表示，彩礼作为沿袭几千年的一项婚姻礼俗，其本质应该为“礼”而非“利”，高额彩礼的出现，是因为忽略了彩礼中的礼，转而强调彩礼的货币化形式，当彩礼的礼节属性被弱化、物质属性被增强之后，问题也就随之出现。

宁乡市人民法院院长 唐珍枝：审判实践中，我们会严格按照最高院关于涉彩礼纠纷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借婚姻索取巨额财物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让不劳而获者寸步难行。对一般彩礼纠纷，结合本地习俗，合理确定彩礼范围，旗帜鲜明地反对高额彩礼，让彩礼回归“礼”的本质。

在这三起案件中，彩礼对于当事家庭来说都不是个小数目，甚至超出了承受能力。双方结婚后短则几月，多则一年，因为感情不和走向离婚时，彩礼都成为双方争执的一个重点。为什么这会成为矛盾重点？彩礼到底应该是怎样的呢？

今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施行，其中第五条规定：双方已办理结婚登记且共同生活，离婚时一方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一般不予支持。但是，如果共同生活时间较短且彩礼数额过高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彩礼数额、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

此外，加上吴先生在婚前赠予李女士的三金及其他礼金，截至举办婚礼之前，吴先生共计花费20余万元。然而实际上，吴先生的家境并不宽裕，但为了能够顺利完婚，他只能想尽办法凑钱。

我国1950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就有相关规定。而后新修订版婚姻法及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都对“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一内容进行了保留。

此外，在两人登记结婚的前一天，车某还曾购买金银首饰及名牌包等赠与王某，法院认为，这些也是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应当属于彩礼的一部分。2023年11月，法院判决双方离婚，要求王某退还车某彩礼25万余元，并返还名牌包一个。判决后，王某并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由于在外务工的时间不长，吴先生个人并没有攒下太多积蓄，在借款十几万的情况下，剩下的钱大部分都是来自他父母多年的积蓄。然而当办完婚礼一年多的时间之后，他和自己的新婚妻子李女士就因为感情不和，闹起了离婚。

体育app直播免费下载近些年来，因为“高额彩礼”“天价彩礼”引发的婚恋纠纷越来越多，大家对于这类现象的讨论也非常激烈。高额的彩礼到底带来了哪些困扰？在婚姻关系破裂后，彩礼到底该不该退还呢？又该怎么个退法呢？

今年2月22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条之规定，蒲城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令杨女士返还苏先生六万五千元彩礼。

花这么多钱，得到的却是只有短短四个月时间的婚姻，这让苏先生难以接受，因此才不想离婚。然而感情破裂的婚姻已经无法维系，不得已之下，苏先生表示同意离婚，但前提是杨女士必须退还全部彩礼。

旬阳市人民法院赵湾人民法庭庭长 刘磊：农村的习俗就是女方到男方的家里看他的家庭情况，从看家开始，男方就按照习俗交给女方看家费用，按当地习俗给了6万块钱。给她的父母各2万。当时还给了女方妹妹1万块钱，这就是咱们当地俗称的彩礼。

本案中，法院经调查发现，吴先生家境较差，为凑齐这20万元的彩礼钱，曾大量举债，20万元中，有14万左右的钱款是借来的，其余的钱中也有大部分是其父母多年的积蓄，且吴先生母亲身体患有心脏病，后续治疗还有可能需要大量花销。最终，在今年的3月5日，经法院调解之后，李女士同意退还彩礼。

原来，由于婚后生活压力较大，吴先生与李女士二人在办完婚礼的十天之后，就选择分别去往不同的地方务工，长期分居。随后的日子里，两人之间逐渐出现一些矛盾，在未更深入培养婚后感情的情况下，矛盾越闹越大，直至无法调和。今年2月26日，李女士来到法院起诉离婚。

在现实案例中还有这样一种情况，双方在婚前并没有约定彩礼金额，他们之间进行的转账或是赠送的礼物也没有明确划为彩礼的范畴，因此在感情破裂而起诉离婚时，对于究竟哪些财物应该被认定为彩礼就会成为双方的争议焦点。前不久，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展“退还彩礼”集中执行的直播，其中一起案件吸引了许多网友围观。

据资料记载，彩礼早在我国周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又称聘礼、聘财等，是在婚前由男方给付女方钱财或礼物的一种形式。在最开始的时候，彩礼的形式并不只是单纯的金钱，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内涵渐渐地从此前礼节性的象征意义演变成后来男性经济实力的展现。

西安交通大学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 靳小怡：我们说天价彩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后果，就是因婚返贫、因婚致贫的问题。这在农村的乡村治理当中也是我们一再谈到的问题，不能为了结婚而搞垮一家的经济生活。

很多彩礼纠纷案例中，礼金对于当事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有的还超出了个人和家庭承受能力。婚姻，本是为合两姓之好。拥有幸福美满的婚姻，是男女双方组建家庭的共同意愿，也是父母共同的心愿。但是，变味了的高价彩礼、天价彩礼，反而成为负担，甚至让一些家庭出现“一人结婚、全家负债”的局面。树婚嫁新风，除了遵规守法，更重要的，是回归本质，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

宁乡市人民法院法官 张树：我们在审理之后认为，因为王某一直对车某索要钱财，而且车某在王某要求与他分手或者是不愿与他领证这种前提下，车某陆续地向其转账，想要挽回这些情况，我们对于这些转账钱款的认定，都认为是车某以结婚为目的的这种赠与。当然，其中这些特殊数字，比如“5200”“1314”“520”这种金额，我们一般是予以剔除的。

车某和王某相识于2021年7月份，随后恋爱并产生结婚的想法，自2023年3月开始，车某陆续通过微信向王某转账共计20余万元。双方结婚登记前一日，车某又为王某购买了三件首饰，共价值52187.9元。2023年5月12日，双方在湖南长沙登记结婚。

今年3月，车某向法院申请了执行。执行当日，法院根据申请执行人车某提供的线索前往了被执行人王某的住处找到了王某本人，同时组织了车某当面与王某进行沟通。

在法院，双方当事人一致同意以金项链作价2万元抵扣了本案的案款，加上法院冻结的王某银行账户内的存款32500元，车某当日领取案款52500元。此外，王某在执行立案后，经法官通知退还了彩礼中价值25600元的名牌包一个。

宁乡市人民法院法官 张树：结婚之后双方也没有在一起，马上车某就回到了上海。回上海之后车某就一直微信联系王某，就是要求王某到上海一起共同生活。但是王某是一直回避这个问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是问车某索要钱财。

然而本案中却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原来法院经过审理后发现，原被告双方在婚前没有明确约定彩礼数额，车某在婚前分多次转账给王某的20万元，也并未明确冠以彩礼的名义，那么法院能否支持车某要求返还彩礼的诉求呢？在未约定彩礼数额的情况下，彩礼的范围又该如何认定呢？

今年2月1日正式施行的《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规定了针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彩礼认定范围、彩礼返还原则、诉讼主体资格等重点难点问题。

吴先生与李女士二人是陕西安康旬阳市某小镇的村民，2020年两人经媒人介绍确立了恋爱关系，两年后的2022年10月，两个年轻人在当地民政局登记结婚并举办了婚礼。按照当地习俗，在结婚之前，作为男方的吴先生分多次给付李女士及李女士亲属红包现金，而女方李女士则准备了价值一万元左右的家具作为嫁妆。

法院经审理认为，苏先生给付杨女士的10万元彩礼，超出了苏先生的经济能力，这些钱已经对苏先生的家庭生活产生了较为严重的影响，应当认定为高额彩礼，理应退还。那么，苏先生所要求的退还全部彩礼，法院能够予以支持吗？这里的退还比例应该如何认定呢？

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点名“天价彩礼”，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到：对婚丧陋习、天价彩礼、孝道式微、老无所养等不良社会风气进行治理。

蒲城县人民法院民三庭副庭长 王珊珊：这个案子当中我们是综合考虑到彩礼的数额，双方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登记结婚后共同生活时间还是比较短的，只有几个月，然后女方还有一些陪嫁物在男方家里，结婚以后他们没有生育孩子。

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 焦玉珍：规定在是否返还彩礼及返还的比例方面并未拘泥于法条主义作出呆板的规定，而是明确要综合考虑彩礼金额、双方共同生活及孕育的情况，以及双方的过错、当地风俗等等因素。这既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原则，也更便于法官在具体办案中对双方利益的衡量。这样也可以最大限度实现情理、法理、法度的平衡。

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人民法院在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时，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当彩礼额度超出当事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时，应当支持当事人退还彩礼的诉请，那么在此类案件中，什么情形下，接受彩礼的一方应该全部返还呢？返还的比例又该如何确认呢？我们再来看一起案例。

2020年5月，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开展对天价彩礼、铺张浪费、低俗婚闹、随礼攀比等不正之风的整治。并先后分两批确定了32个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

同在2022年，在安康市往南300公里外的渭南市蒲城县，苏先生和杨女士两人于当年3月份登记结婚，然而仅4个月之后，两人之间的感情就出现了破裂。